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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文学家学者文学词人宋朝人

苏门四学士

目录
苏门四学士简介
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苏门四学士简介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
      《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
      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作品内容多写抒情,亦有感伤身世之作。风调婉约清丽,辞情兼胜。

    苏门四学士之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 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
      《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登快阁》
      前人论宋诗,每以苏黄并称。苏诗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诗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在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苏门四学士之秦观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淮海居士。高邮人。北宋文学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即国立大学的教官)、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徏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颇得苏轼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词。20岁,作《浮山堰赋》。24 岁,作《单骑见虏赋》,为世人所重。其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为“文丽而思深”。其诗长于抒情,敖陶孙《诗评》说:“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他是北宋后期著名婉约派词人,其词大多描写男女情爱和抒发仕途失意的哀怨,文字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为《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等。《鹊桥仙》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被誉为“化臭腐为神奇”的名句(见《蓼园词选》)。《满庭芳》中的“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被称做“天生的好言语”(《能改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生平详见《宋史》卷四四四。著有《淮海集》40卷、《淮海词》(又名《淮海居士长短句》)、《劝善录》、《逆旅集》。又辑《扬州诗》、《高邮诗》。其《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蚕桑专著。又善书法,小楷学钟、王,姿媚遒劲可爱,草书有东晋风味,真、行学颜真卿。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追赠秦观为“直龙图阁学士”。高邮文游台、秦观读书台、《秦邮帖》石刻、扬州云山图、“淮东第一观”石刻,保存至今。

    苏门四学士之晁补之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宋史·晁补之传》云:晁补之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工于诗。”从这几句简短的记载里,可知晁补之生长在士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加上他聪敏强记,幼能属文,日诵千言,故早负盛名。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授澶州司户参军、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间调京,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后派任扬州通判,又召回秘书省等职。绍圣初,出知齐州,后来因修《神宗实录》失实罪名,连贬应天府、亳州、信州等地。宋徽宗立,召拜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崇宁追贬元佑旧臣,出知河中府,徙湖、密等州,后退闲故里,啸傲田园。晚年起知泗州。死于任所。
      晁氏为北宋名门,文学世家。高祖晁迪,赠刑部侍郎。曾祖晁宗简为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赠特进吏部尚书。又高叔祖晁迥,宋真宗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少傅。迥子晁宗悫官至参知政事,可谓名重一时。补之族叔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一作元礼。词人。常与补之唱和。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进《并蒂芙蓉》词,得徽宗称赏,于是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与万俟雅言(咏)齐名,按月律进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未及供职即病逝。著有《闲适集》、《闲斋琴趣外篇》。由于世族的逐渐衰落。补之父晁端友仅做过上虞令、新城令之类小官。
      补之堂弟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诗人。早年师事著名诗人陈师道,隐居阳翟(今河南禹县)具茨山。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6人之一。其诗“专学老杜诗”。(《紫微诗话》)笔力雅健,风格高古,为刘克庄、王渔洋等诗家所称赏。有《晁具茨先生诗集》15卷。其子晁公武(约公元1105—1180年),字子止,人称昭德先生,是宋代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藏书家,所著《郡斋读书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补之从弟晁咏之(生卒年不详),字之道,少有异才,深受苏轼赏识,著有文集50卷,已佚。其他,如其从叔晁端淑、从弟晁说之等,皆有文名。
      晁补之少时即受到苏轼知赏,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晁补之19岁时(《宋史》本传云时年17,误),从父游宦杭州,观览钱塘风物之盛丽,山川之秀异,于是写了《七述》一文。此时,大文学家苏轼正做杭州通判,喜欢杭州美景,欲作杭州赋。晁补之以《七述》谒见苏轼,苏轼“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具体原文为“于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成诗集引》) 
      晁补之在诗、文、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鸡肋集》提要说:“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聚,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逡迈,并驾于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又卷一百九十八《晁无咎词》提要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可肩随。”胡仔在《苕溪渔隐坐话前集》卷五十一中则特别提出:“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共所长,辞格俊逸可喜。”
      晁补之诗以古体为多,七律次之,其诗善学韩愈、欧阳修,骨力遒劲,辞格俊逸。也有失于散缓,散文化倾向较显著。今存词160余首,风格与东坡词相近,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写景、咏花、赠和、悼亡而外,还多写贬谪生涯和田园风光,而绮艳语较少。有的篇章气象雄俊,追步东坡,如《摸鱼儿·东皋寓居》、《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等篇,词气慷慨,笔如游龙,为后来名家所竞效,有人认为亦是辛弃疾词所本。晁词时有健句豪语,如“牙帐尘昏余剑戟,翠帷月冷虚弦索”(《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但缺乏苏词的旷达超妙,而趋于凄壮沉咽。
      他的诗风与耒来接近,而且以乐府诗见长。他的乐府诗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如《豆叶黄》:蒹葭苍,豆叶黄,南村不见冈,北村十顷强。东家东满箱,西家未上场。豆叶黄,野离离,鼠窟之,兔入畦。豕母从豚儿,豕啼豚咿咿,衔角复衔箕。豆叶黄谷又熟。翁媪衰,糜粥。豆叶黄,叶黄不独豆。白黍堪作酒,瓠大枣红皱。豆叶黄,穰穰何朊朊,腰镰独健妇,大男往何许?官家教弓刀,要汝杀贼去。这是一幅农村的风俗画,它画出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负担的沉重。另一首著名的长篇歌行《芳仪怨》,是写南唐后主李煜的妹妹入宋后嫁孙某,又在宋辽战争中被辽圣宋所掳,封为芳仪的悲剧:“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传”,辞句凄宛动人,当时曾传诵一时。
      晁补之的词风颇能追步苏轼。如《洞仙歌·填卢仝词》就是效法苏轼的《哨遍》之隐括陶潜的《归去来辞》的。《摸鱼儿·东皋寓居》则被公认为其代表作:“买陂塘,旋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识破。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幕。”
      此词先是描述归来园的清丽景色,充分呈现啸傲风月、寄兴诗酒的意趣襟怀;过片转而悔痛年轻时徒然为馆阁侍臣消磨岁月,接着迭用旧典坐实儒冠误人,一时的荣华显赫也不足恃,总不如归隐高蹈。证诸有关史实及他的生平,就会明白晁补之心中实在是积郁着一股不易消解的愤懑,所以才激出“功名浪语”的反笔,质率径直,酣畅奔泻,以气象的阔大见长,全然不同于传统艺术规范的密丽婉曲。故《气概》卷四说:“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东皋寓居》之波澜也。”此外,如《一丛花·十二叔节推以无咎生日,于此声中为辞,依韵和答》二首,简直同《摸鱼儿》如出一辙,只不过有些句子情绪更加激切,吐属更为率直发露,犹似骨鲠塞喉,尽出方快。这与含蓄曲幽、婉而不露的流行风格实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说晁补之属豪放词家,师承苏轼,只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实际上,晁补之全部词章中,伤春惜别、相思忆旧之传统题材的作品仍占约半数之多,并颇具清新蕴藉韵味与柔丽绵邈情调,合乎词的当行本色。如他的《引驾行·梅精琼绽》一词,起首说春光满园,人却独自落泪,中间略事点染,歇拍便揭示出“忆年时,把罗袂”的缘由:全在旧情难忘啊!过片转过笔意呼应,只写了恋人留在印象最深处的一个细微动作,则她的风采便跃然可见。那艳红的樱桃仿佛一根基线,将今春与去春连缀起来,韵华依然,芳姿历历能迹,人竟一去无音讯,当时的离别实出无奈,但此情有谁知,又堪向谁人道呢!全词用铺叙手法,章法缜密不懈,不作大幅度跨跃摇曳,率拙间饶见浑厚气,表现出作为驾驭长调的能力,得益于柳永处实多。
      又如《鹧鸪天》,上阕先以“欲上面湖”虚似,暗示蛰居贬地的苦闷,随之点明“还思”齐州风物景光的本旨,见出眷念挚情。下厥慨喟年华渐老去,犹自连蹇仕途,以后纵或有幸重游旧境,只怕也没有当时豪兴了。词中即景言情,于轻歌微吟间透出流连迟回的惆怅,虽淡淡,却余味缭绕不尽,全在情思的厚重真切。
      其散文成就高于诗,风格温润典缛,流畅俊迈。吴曾认为四学士中,“秦、晁长于议论”,张文潜有“晁论峥嵘走珠玉”之句(《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他的记叙体散文,如《新城游北山记》、《拱翠堂记》等,或即景抒情,描摹真切;或借事寓理,叙议交织,均可看出苏(轼)文的影响。著有《鸡肋集》70卷,其中诗赋23卷,杂著散文47卷,有《四部丛刊》本。
      他的散文擅长描绘山林景物,名篇有《照碧堂记》、《拱翠堂记》、《有竹堂记》等,而以《新城游北山记》最为脍炙人口:“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初犹骑行石齿间。旁皆大松,曲者如盖,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间有泉,沮洳伏见,堕石井,锵然而鸣。松间藤数十尺,蜿蜒如大螈。其上有鸟,黑如鸲鹆,亦冠长喙,俯而啄,磔然有声。稍西,一峰高绝,有蹊介然,仅可步。系马石嘴,相扶携而上,篁筱仰不见日,如四五里,乃闻鸡声。有僧布袍蹑履来迎,与之语,愕而顾,如麋鹿不可接。顶有屋数十间,曲折依崖壁为栏楯,如蜗鼠缭绕乃得出。门牖相值,既坐,山风飒然而至,堂殿铃铎皆鸣,二三子相顾而惊,不知身之在何境也。”晁氏善于继承柳宗元写山水游记的传统,风格峭刻峻洁,语言凝练简朴。此文可见一斑。
      《宋史·气文志》曾录有晁补之《左氏春秋传杂论》一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鸡肋集》一百卷和《晁补之集》七十卷。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均遭禁,现存的仅有《鸡肋集》七十集,其中诗赋二十三卷,散文杂著四十七卷,系补之从弟晁谦之于绍兴七年编成刊行于建阳。有明晁瑮本、明嘉靖三十三年重刊宋庆元五年黄汝嘉本、明崇祯八年顾凝远诗瘦阁依宋本重刊本、四部丛刊本。另补之间现存一百六十余首,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晁氏琴趣外篇》六卷本、旧钞《鸡肋集词》一卷本、旧钞《晁补之乐府》一卷本、清道光十年晁氏裔孙贻端刊《晁氏丛书》本、涵芬楼刊林大椿七卷本、吴昌绶煦楼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本,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晁氏琴趣外篇》校点本等。

    苏门四学士之张耒

      张耒,字文潜,号柯山,生予北宋至和元年(1054),殁于政和四年(1114),享年六十一岁。他是宋代著名的诗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作家。因其曾担任过起居舍人,所以人又称其张右史;因其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陈地古名宛丘,所以人亦称其宛丘先生;因其仪观甚伟,魁梧逾常,所以人复称其“肥仙”。
      张耒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后迁居楚州(今淮安)。他在《思淮亭记》中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祖父任职于福建,父亲中进士后,游宦四方,官至三司检法官,因亲老,乞请离京做吴江知县。母亲李文安。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为谯县知县,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诗文名世,长于写诗,深受当时的大诗人晏殊的赏识。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封建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此后,他游学于陈州,得到当时在陈为学宫的苏辙的厚爱。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前,来陈州与其弟话别,张耒得以谒见苏轼,颇受青睐,自此便成为苏氏兄弟的门下客,并在东坡引荐下,应举姑苏。熙宁六年(1073),即张耒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今安徽泗县)主簿,开始步入仕途。熙宁八年,苏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张耒应约写了《超然台赋》苏轼称他“超逸绝尘”,有秀杰之气,“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答张文潜书》),这是他们诗文交往的开始。与此前后,张耒与秦观、晁补之也有诗文唱和,结为知交。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6),张耒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悼逝》),“飘然羁孤,挈其妻孥,就食四方,莫知所归”(《上蔡侍郎书》)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张耒为官清廉,他本想凭着他那微薄的俸禄养其亲小,淡泊平生,然厄运频频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继谢世,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生活困窘。
      元丰八年41085),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反变法派司马光,苏轼、苏辙相继奉调晋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这次被荐参加考试的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由翰林学士苏轼命题,考试结果三人同被拔擢,张耒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苏轼主持礼部贡举,张耒被聘为读卷官,入试院检点审阅举子试卷。元祐三年(1088),秦观被召到京师,任太学博士,校正秘书,亦入苏轼门下。在暇日与张耒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共受苏轼薰沐。这是他们难以忘怀的欢乐年代,也是北宋文坛上的盛事。他们“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贵”。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竭力报复元佑旧臣,随着苏轼等人的被贬,苏门弟子也受到株连。绍圣元年(1094),张耒在以直龙图阁知润州(今镇江)任上,徙宣州(今宣城)}绍圣四年(1097)贬黄州(今湖北黄冈)酒税监督,再贬复州(宋地名,在今广西境内)监竟陵郡酒税。元符二年(1099)起为黄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岁的张耒一度内召为太常少卿,后又被启用为兖州、颍州(今阜阳)知州,但为时都很短促。当时苏轼自海南迁内地,张耒赋诗相庆;“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不久,噩耗传来,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未想竟触怒了上方,于崇宁元年(1102)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别驾,安置于黄州,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贬到那里,他在黄州先后共住了七八年,作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莫名,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山脚下,张耒与苏轼弟子潘大临结为紧邻,两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节。据载,当时的郡守瞿汝文怜其家贫,欲为其购买一份公田,以种植豆粟蔬菜等,贴补家用,张耒敬谢不取。正是此地的哀和乐使他难以忘怀,故他自号为“柯山”。
      崇宁四年(1105),秦观的儿子自藤州(今广西藤县)奉父柩归葬扬州,路过黄州时张耒临江祭奠,他为好友的“窜身瘴海,卒仆荒陋”而痛哭失声。泪水未干,黄庭坚又相继去世。崇宁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党禁,张耒才得任便居住。这年冬天,他自黄州经颍州,回到故乡淮安,大约住了一年多时间。大观年间,移居陈州,监南岳庙,主管崇福宫。由于晚年长期赋闲,他贫病交加,《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云,“肉似闻韵客,斋如持律徒。女寒愁粉黛,男窘补衣裾。已病药三暴,辞贫饭一盂。长瓶卧墙角,短褐倒天吴。宵寐衾铺铁,晨饮火数珠。”可以想见他当时已衣食不继,三月不知肉昧了。
      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恶劣,生活是如此困穷,但诗人并没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团屈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诗人就这样坚持着,继苏辙和晁补之谢世之后,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据乾隆《山阳县志》载,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里”。
      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西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无后,可哀也。”
      张耒平生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可他从未忘怀操写诗文。其著作被后人多次雕版印行,名为《柯山集》、《张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孙通海、傅信三人编辑的《张耒集》,收诗约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论、议论近三百篇,真可谓洋洋大观矣!其诗早年体制丰腴,音节浏亮,东坡称之“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落其华,趋务平易,酷肖白乐天(居易)、张文昌(籍),一时独步吟坛;其文则雄深雅健。纤秾瑰丽,无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自己早年生活穷困,颠沛流离,后又屡遭贬谪,长期任地方卑官,对社会现实体察甚深,因而对劳苦百姓的关心也颇切,如在《劳歌》一诗中对那些“筋骸长彀”、“半衲遮背”的“负重民”以怜悯;在《和晁应之悯农》一诗中对那些“夜为盗贼朝受刑”的“南山壮儿”以同情等等,等等。也正因为其“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粜官粟有感》)的悯农意识,才使他在政治观点上追随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在实践中则主张富国强民,改革弊政,以减轻人民负担,这与司马光等人纯粹的因循守旧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与此同时,面对辽、夏对北宋的侵凌,他也积极主张开边御敌,建立奇功。他的《少年行》、《昭陵六马》、《听客话澶渊事》等无不洋溢着一股勃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读来令人感奋不已。
      张耒对诗文创作亦有他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则是以理为主,辞情翼之。“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波涛,激之为风飙,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宋史》本传)。又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贺方回乐府序》),一时之学者奉为至言。平心而论,强调在创作过程的发抒真情、笔随意驱,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的确也是把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但一味地否认构思、修饰、琢磨、锤炼等在创作过程中的必要性,则又不免矫枉过正。作者本人的创作也正因了其自立的樊篱,因而多少显得肌理有余而文采不足,略嫌枯槁相。其创作成就前未及东坡(苏轼),后不如放翁(陆游),痼或即是。
      南宋高宗即位后,下诏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赠张耒集英殿修撰,诰词说:“四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及继述之”。既概述了张末等人的影响,又肯定了其文学成就,终于使张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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